1965年的春天，豫东平原上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，吹得村头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呜呜作响。我，王援朝，蹲在自家低矮的土坯房门槛上，看着手里那张盖着红戳的“入伍通知书”，心里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，说不清是啥滋味。通知书上的字迹有些模糊，但“光荣入伍”几个字却格外扎眼。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，要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了。
说“稀里糊涂”，一点儿不假。我家祖上三代贫农，爹娘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庄稼人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。家里穷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我勉强念完小学就回家帮着爹娘挣工分了。那天，公社武装部的张干事来我们生产队动员征兵，站在打谷场上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，声音洪亮地讲着“保卫祖国”、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。我蹲在人群后头，心里琢磨的是参军后家里能少一张嘴吃饭，兴许还能给弟妹省出点口粮。至于当兵具体是干啥，要去哪儿，我心里一片茫然。张干事眼光扫过来，看到我个子还算结实，就问：“援朝，十八了吧？想不想去部队锻炼锻炼？” 我爹在旁边，搓着粗糙的手，憨厚地笑着：“听组织的，组织让去就去。” 就这么着，我报了名，体检居然顺利通过了，直到这张通知书发到我手里，我才真切地感觉到，我要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了。
展开剩余84%临走那天，娘用攒了许久的鸡蛋换了点白面，给我烙了几张饼，用粗布包了又包，塞进我那个打着补丁的包袱里。爹没多说话，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到了部队，听领导的话，好好干，别给咱老王家丢人。” 弟弟妹妹们围着我，眼里有好奇也有不舍。我背着简单的行李，跟着公社其他几个新兵，坐上了通往县城的拖拉机。回头望去，爹娘和那栋熟悉的土房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在扬起的尘土后面。我心里空落落的，对未来充满了未知的忐忑。
新兵连设在离家乡几百里外的一个山沟沟里。三个月，那真是脱胎换骨的三个月。天不亮就起床跑操，在冰冷的泥地里练匍匐前进，练刺杀，练投弹。北方的春天风沙大，一顿饭吃下来，碗底能沉淀一层沙。班长是个山东汉子，嗓门大，要求严，动作稍不到位，就得重来。我从小干农活力气是有的，但这种高度纪律化的集体生活，一开始真不适应。夜里躺在硬板床上，浑身酸痛，听着战友的鼾声，有时会想家，想娘烙的饼。但我不敢松懈，爹那句“别给老王家丢人”总在耳边响着。我文化低，但肯吃苦，班长教的动作，我一遍记不住就练十遍，二十遍。手心磨出了血泡，结成厚茧；脚底板走得起了水泡，挑破了继续走。慢慢地，我各项训练成绩从垫底爬到了中游，甚至有几项还得了表扬。
新兵连结束分配下连队，我被分到了一个步兵连。连队驻扎的地方更偏，但营房整齐，红旗招展，有一种不一样的精气神。我继续埋头苦练，军事技能越来越扎实。因为干活实在，不惜力气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连长和指导员渐渐注意到了我这个不太爱说话但手脚勤快的新兵。有一次连队帮附近老乡抢收麦子，我一人割得比两个人还快，手上被麦芒划得全是血口子也不吭声。指导员在晚点名时表扬了我，说我“有老区人民的朴实劲儿，有革命军人的吃苦精神”。我心里热乎乎的，觉得这兵当得值。
时间一晃，到了1966年。部队生活紧张而充实，我也从最初那个懵懂的农村青年，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。虽然认字不多，但我开始学着给家里写信，报平安，也说说部队里的新鲜事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训练、劳动、学习中平稳地过下去，直到退伍回家。然而，命运就在这时，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。
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，连队突然接到紧急命令，前往某地执行一项特殊的抢险任务。具体情况当时并不清楚，只知道任务紧急，需要快速机动。我们连夜急行军，到达指定地点时，才发现是一处因暴雨引发山体滑坡的灾区，道路被毁，有群众被困。我们立刻投入抢险。那场面，至今难忘。泥石流冲垮了房屋，到处是断壁残垣，哭喊声、呼救声混成一片。我和战友们用铁锹挖，用手刨，拼命想从泥浆和废墟里救出被困的人。雨水、汗水、泥水混在一起，每个人都成了泥人。
就在我们奋力挖掘一处被掩埋的房屋时，余震般的土石再次松动滑落。我正埋头挖着，忽听旁边战友大喊：“小心！” 我抬头，只见一块脸盆大的石头夹杂着泥土朝我这边滚落！躲闪已经来不及，我下意识地侧身用手臂去挡，石头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肩上，一阵剧痛传来，我踉跄着摔倒在泥水里，左臂顿时动弹不得，钻心地疼。
我被战友扶到临时搭建的救护点。那里条件简陋，只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在忙碌。一个戴着军帽、梳着两条短辫的女兵快步走过来，她看起来年纪很轻，但眼神沉着冷静。“同志，伤到哪里了？” 她的声音清脆，带着关切。我疼得龇牙咧嘴，指了指左肩。她蹲下身，小心地检查我的伤处，手指轻柔却有力。“可能是锁骨骨折，需要固定。忍着点。” 她说着，利落地从急救箱里拿出夹板和绷带。处理伤口时，她离我很近，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消毒水味道，混合着一种说不清的、干净的气息。她专注的神情，熟练的动作，还有额头上细密的汗珠，让我一时忘了疼痛。她一边包扎，一边轻声安慰：“别担心，只是骨折，固定好，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。” 包扎完毕，她又给我打了一针止痛针，嘱咐了几句注意事项，便匆匆转身去救治其他伤员了。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，那身合体的军装，还有帽檐下露出的几缕黑发，心里某个地方，莫名地动了一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是师部医院派来支援抢险的护士，叫苏静，是正经的军医学校毕业的。
因为肩伤，我暂时无法参加重体力劳动，被安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，也因此有更多时间待在救护点附近。苏静护士很忙，要照顾不少伤员，但她总是耐心细致，对每个伤员都轻声细语。有一次，我换药时，她看我识字不多，药瓶上的说明看不懂，就仔细地告诉我每种药的用法。还有一次，她看到我因为不能和战友一起上一线而闷闷不乐，还特意过来开导我：“王援朝同志，革命工作分工不同，你现在把伤养好，就是为下一步更好地工作做准备。” 她说话时眼睛亮晶晶的，让我心里暖烘烘的。我们偶尔会有简单的交谈，我知道了她来自城市，父母都是医生，她受家庭影响选择了学医参军。她也知道了我来自农村，是家里的老大。虽然交流不多，但那种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、淡淡的、相互尊重和关心的情愫，像一颗种子，悄悄埋在了我心里。
抢险任务结束后，我回到连队养伤。伤好后，我更加拼命地训练和工作，好像有一股新的力量在推动着我。也许是抢险中的表现，也许是一贯的踏实肯干，这年年底，连队推荐我去参加教导队的培训。教导队是培养骨干的地方，这意味着我有可能“提干”，成为一名军官。这对我来说，简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我珍惜这个机会，学习训练更加刻苦。教导队结业时，我各项考核成绩优良，最终，我被正式任命为某步兵连的排长。当我第一次穿上四个兜的干部军装，戴上崭新的领章帽徽时，心情激动得难以言表。我给家里写了信，爹娘高兴得不得了，说这是祖上积德。
提干后，因为工作需要，我去师部医院进行例行体检。没想到，在那里，我再次遇到了苏静。她已经是师部医院的一名正式护士了。重逢的那一刻，我们都有些惊喜。她笑着恭喜我提干，说我看起来更精神了。我也很高兴能再见到她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开始了书信往来。起初，信里多是互相问候，谈谈各自的工作和生活。我的信写得笨拙，错别字多，但她每次回信都很认真，还会把我写错的字圈出来改正。她的信则字迹清秀，文笔流畅，给我讲医院里的趣事，也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。一来二去，信越写越长，越写越密。字里行间，那份朦胧的好感渐渐清晰起来。我知道，我喜欢上了这个善良、专业、有文化的军医护士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交流和几次难得的见面（有时是我去医院看病，有时是她下连队巡诊），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在一次见面时，结结巴巴地向她表明了心意。她听了，脸一下子红了，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点了点头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
恋爱报告递上去后，组织上进行了审查和了解。我们都是军人，又是自由恋爱，感情基础好，很快就得到了批准。1968年秋天，在领导和战友们的祝福声中，我和苏静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。没有华丽的婚纱，她穿着整洁的军装，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，比任何姑娘都漂亮。我握着她的手，感觉像是握住了整个世界。
婚后，我们聚少离多。我要带兵训练，执行任务；她要在医院值班，救死扶伤。但我们彼此理解，互相支持。她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关心着我的身体，我也尽我所能关心着她的生活。后来，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苏静为了兼顾家庭和工作，付出了很多辛苦。
我在部队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，从排长到连长，再到营职干部。无论岗位如何变化，我始终牢记自己当初是稀里糊涂却又幸运地走进了这支队伍，是部队培养了我，锻炼了我，给了我崭新的人生。而苏静，我美丽的妻子，我亲爱的战友，则是我在这段人生旅程中收获的最珍贵的礼物。她不仅用专业知识照顾过我的身体，更用她的善良、坚韧和爱，温暖了我整个军旅生涯和往后余生。
回首往事，1965年那个春天，我背着包袱离开村庄时，何曾能想到，这条看似偶然的从军路，会如此深刻地改变我的命运。它给了我事业的平台，给了我家庭的温暖，更给了我一个革命军人无悔的青春和沉甸甸的责任。这一切，都始于那个稀里糊涂却又无比正确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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